「盛世之輝背後必然有時代之殤；不記成功者之軌跡，反錄流亡者之命途。」此為我讀夏目漱石《坑夫》最深之感言。
近月研究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經香港轉赴古巴、秘魯、舊金山之華工歷史。鐵路興築、鳥糞開採、蔗糖產業開發，皆為近代文明擴張之印跡。每觀此段史料，我便會想起夏目漱石這篇知名度不高，卻極具史學價值的短篇《坑夫》。小說真實刻畫明治年間底層貧民與社會邊緣者的礦坑處境，細緻程度，遠超一般華工題材影視作品。
據夏目漱石所述，故事源自親身聽聞之礦工口述經歷。書中主角出身良好、受過教育，卻因人事與心境變故逃離世俗，輾轉墮入深山礦坑。正因內容根基於真實場景與底層生存狀態，使這篇小說成為解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東亞開發史的珍貴文本，無論觀照中國、日本，或是遠洋美洲之近代開發，皆有不可取代的參考價值。
軍艦島【世界文化遺產】明治日本產業革命遺產製鐵製鋼造船石碳產業 長崎縣
歷代正史，多為盛世立傳、為成功者銘功。國勢抬升、通商勃興、制度革新，向來被視為近代文明的正向標尺。明治維新開啟日本近代國運，十九世紀香港倚轉口港之利崛起於南中國海，二者同屬東亞近代化的標竿，向為世論所頌。
然主流史學聚焦於志士興亡、藩閥更迭、都市繁華與貿易數據之際，時代體制擠壓下的邊緣人群，卻長期被正史隱去。他們無功業留世、無話語流傳，默默承擔近代化最沉重的陰影，是一個時代「看不見的人」。
明治盛世之下，從非舉國安寧。時有厭棄體制束縛、厭倦世俗虛偽的人，遁入深山礦坑完成自我放逐；亦有底層婦女為生計所迫，離棄故土，輾轉南洋、香港浮沉求生，成為跨國通商浪潮下的無聲犧牲者。
與之遙相呼應的，是借港澳兩埠遠渡重洋的華人群體。十九世紀澳門（註1）作為葡屬苦力販運港，大量被誘拐、綁架的「豬仔」由此送往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終生困於甘蔗種植園；香港（註2）則依託英美航線，湧入大批心懷金山夢、自願出洋的廣東鄉民，遠赴舊金山從事淘金、鐵路修築等重勞役。晚清鄉土崩解、生計窮絕之下，不論主動謀生抑或被迫販賣，底層民眾皆以血肉軀殼，墊起歐美各國的近代開發。
無論是日本國內遁入深山的沉淪者、跨海南下的流亡女性，還是借道港澳遠走美洲的華工，本質皆是困在近代化浪潮的生存夾縫之中，無聲無息承擔時代代價。
閱讀記錄Henry Dyer《一個英國人眼中的明治維新》Dai Nippon, The Britain of the East: A Study in National Evolution
《坑夫》以一名墮入足尾銅山的失意青年為視角，跳脫明治維新以來一貫的精英史、文明史視角，赤裸裸還原歷史刻意掩埋的底層真實。
若讀者已熟識夏目漱石膾炙人口的《三四郎》《其後》《門》青春愛情三部曲，不妨一讀這篇冷門作品。看懂《坑夫》，方能看見明治盛世光華之下，另一層真實、殘酷、從不被大眾看見的時代底色。
註1:澳門由葡萄牙管治，當時古巴屬西班牙殖民地，葡、西兩國通商、航運網絡互通，1847–1874年幾乎所有輸往古巴的契約華工都由澳門出洋，是全球最大苦力販運中心。
註2: 香港是英國通商口岸，英美航線成熟，1848年加州金礦消息傳入華南後，大量廣東五邑鄉民主動赴港搭船，心懷「金山發財」願望，屬自願移民；亦有少量被誘簽長約嘅契約苦力，但規模、殘酷程度遠不及澳門輸古巴嘅豬仔貿易。
後記：
講十九世紀海外苦工、苦力貿易，華人讀者普遍只會鎖定華人視角：香港、澳門出洋，古巴蔗園、秘魯鳥糞、舊金山金礦鐵路，呢段歷史好多人都知，電影都多講。
但絕大多數人對同期日本嘅底層命運毫無概念！
大家印象入面嘅明治維新，永遠係文明開化、工業崛起、文豪志士、都市進步，係單一正向嘅盛世敘事，完全唔會意識到日本本土同樣存在「活墳墓」一樣嘅礦坑，亦有一大批受過教育、原本生活安穩嘅人，因為體制、人情、生計問題被推去地底，在陰暗勞動場所默默消逝，連姓名都留唔低。
坊間文史內容向來將中日近代分成兩套獨立敘事，講華工就淨講中國，講明治就淨講日本精英，從來唔會將兩邊並列對照。我想補足呢個缺口，將兩個同屬東亞近代化浪潮下嘅悲劇並置，好似我呢啲熟悉華工史嘅讀者，透過《坑夫》第一次睇到明治盛世背面嘅另一種殘酷，係夏目漱石開拓咗我嘅眼界，佢亦都可以開拓大家嘅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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