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語教室:【百年前的旅遊文學閱讀報告】杜甫千年後的異國知音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

曾經介紹了芥川龍之計1921年到中國的遊記,今次要介紹是另一位日本人——吉川幸次郎的遊記。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吉川幸次郎在北京度過了將近三年的留學生涯。

在此之前,他曾於1922年春,第一次到中國旅行。他獨游上海、蘇州、杭州、鎮江、南京等中國南方城市,18歲少年敏感的心被美麗的江南景物所深深陶醉,不由得深情感嘆道︰「中國,天生是我的戀人!」

未來的日本中國文學專家吉川幸次郎心目中的中國和芥川龍之介這個眼中的中國,完全是天淵之別。閱讀這本書,意外地能找到百年前中國的可愛之處與不可思議的地方。

吉川幸次郎是什麼人?

吉川幸次郎年紀比芥川龍之介要小,生於日俄戰爭的1904年,死於1980年。他在1923年進入京都大學(本來是神戶人),主要在京都學派狩野直喜門下學習中國文學研究,除了中國文學之外日本歷史也是他的專長。

作為一個留學生他在1928年前往北京,興趣是購買不同的書籍、閱讀不同的書籍、學習漢語、拜訪中國文學歷史上出現過的名山大川等等。

吉川幸次郎留下來的有關中國文學的著作最著名的是《尚書正義》、《唐宋傳奇集》、《杜甫筆記》以及《陶淵明傳》。

吉川幸次郎的著作亦有中文版。

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人普遍歧視中國,為什麼這個年青學生會決定去北京?

相比起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有內藤湖南等一流開創中國研究的教授,形成了中國學研究中心。因此在這樣的氣氛之中吉川鼓次郎決定到北京和北京大學做旁聽生。在留學期間,他的遊記為現代的中國人記錄了珍貴的史料:例如當年他在北京大學就曾經讀過中國文字聲韻概要、中國文學史、中國史學史。

在他的遊記裏面還記錄了在北京和江南耳聞目睹的種種人和事,包括錢玄同、馬裕藻、周作人等交往。
一百年前,在日本如果要學習中國文化,學習中文,除了去北京留學之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訂購中國書籍。

 
//在京都,寺町丸太町是唯一一間中國書店。但後來青木先生教我,直接給上海寫信郵購更便宜。上海的亞東圖書館是中國當時最進步的書店,出版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書,出版新式標點本。其次是將出版「創造社」的泰東書店,這是當時新文化氣氛中的又一書店。青木先生只向亞東圖書館買書,我自己除此以外,對兩個最大的書店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也聯繫郵購購書本。付款方法是郵政匯款,我就這樣開始直接向上海買書。//

透過他的分享我們才知道當年如果要學習中國的知識原來可以這樣買書。

//每間出版社有自己的書的目錄,可以根據它買書。買書本身以外很有用的事情就是無論你喜歡不喜歡,要買書就要用漢文寫信,那時沒有白話文書信,出版社寄回的信都是文縐縐的漢文尺牘。這樣令我首先了解並記住了書信用詞,這是我讀漢文的開始。//

至於書的價格方面,//與日本的說差不多價錢一樣,只是釘裝沒有日本書那麼講究,就便宜在這一個部份上。//

對於我來說最重要還是看看他在當年的中國看到什麼東西。由於年紀與年代分歧,吉川幸次郎看到的東西和芥川龍之介的並不一樣。芥川龍之介的遊記裏面經常充斥着婉惜與諷刺中國這個古代帝國的沒落,可是吉川幸次郎不單努力在中國找尋過往中國文學遺留下來的一切,還努力學習中文以及以裝扮成中國人不被認出為榮。單單是心態方面兩個人已經差天共地。

在比較芥川龍之介、吉川幸次郎以及小林愛雄三位不同年代不同性格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就只有幸次郎這個年青旁聽學生花了非常多的篇幅詳細形容當年中國的書店:

//在到達上海的當天就想去書店,去了亞東書館,在叫棋盤街的地方。那裏是科技中心,阿東只是一個小門面。走出來一位戴金絲邊眼鏡穿着黑綢上衣的店主,這就是一直給我回信的店主。因為要交談比較複雜的話所以我的語言不夠用,中國話也不能全聽到,只好筆談。
 

從那裏向前的第四個交叉路口轉彎就是商務印書館, 一幢十分巨大的建築物。從出版物的數量來說它是當時世界最大的書店,與此相應的是它的大樓,簡直是當時日本沒有的豪華、壯觀的西式洋樓。現在音羽講談社的建築與其有點類似。但當時我的印象是要比今天講談社的大樓還要豪華得多。在旁邊的是中華書局,也是一個大建築。當時我就想:我真的是來到一個了不起的國家了。//

幸次郎是真正的書痴。除了書本之外什麼東西都沒有買,只是為了書本買了一個書架。會去日本的時候都有講去既書,花了200日圓,用1974年接受訪問那一年的錢計算,是20萬日圓!

在中國的期間為了好好學習漢語,他開始學習《紅樓夢》。每天讀一個章節,日子有功中文也就變得更加好了。直到有次他去淮安一家小型舊書店,由於主人沒有發現他是日本人,沾沾自喜的他自稱姓「江」(吉川是河流)。就算回到自己國家,他經常也會使用「貴國」用日本,也許在心裏面已經把自己當成一個中國人了。

對於當時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他有以下的看法:

//說北京大學的學生貧窮真是沒有錯,看上去他們的生活都很簡樸。首先穿西服的學生幾乎沒有,好像只有可數的一兩個人在穿,大多數都是深藍色的中國式粗布衣服。但燕京大學幾乎都穿西服,有時在向燕京大學方向去的汽車上偶然遇到他們,都用英語說話,使我感到有點異樣。//

於有關中國文學方面作學問的態度和方法,吉川幸次郎曾寫下了很多文章,當中有簡介中國文學歷史發展,也有講述中國人不夠創造力想像力的問題、同時也有提到關於中國文學作品從古代到近代樂觀與悲觀態度的轉變等等,能夠在一個日本人眼中看到他對古代到近代中國文學的特徵與日本文學的相異之處,無疑是有趣的發現。

要是各位有興趣的話,我推介大家可以延伸閱讀書本第二部份有關中國文學論文中《中國文學中的希望與絕望》這一篇文章。文章探討了中國人關於人生的基本思想是人類的拯救只能靠自己,而不是求神明。吉川幸太郎從詩經、楚辭、司馬遷、李白、杜甫不同的文學大家作品裏面找尋線索去論證他的這一個思想,值得一讀。

另一篇簡明扼要講述中國文學史的文章叫《中國文學史之我見》(一つの中国文学史)也是學習中國文學歷史的好文章。

《我的留學記》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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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學士、日本語言及教育碩士。東京留學、旅居日本47道都府縣並多次深入採訪日本各地。興趣為和服、水引、日本明治大正文學、持唎酒師資格。著有日本文化書籍《Kiri的東瀛文化觀察手帳》(2017)、獨遊旅行指南《日本一人旅》(2019)及香港日本戰前交流歷史研究《爐峰櫻語:戰前日本名人香港訪行錄》(2022)、《爐峰櫻語:戰前日本人物香港生活談》(2023)。除本網站及FACEBOOK專頁「おしゃれキリ教室」,亦透過日本語雜誌「HONG KONG LEI」推廣香港文化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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